西部志愿情怀：雷锋让我遇到更美好的自己

暨南大学王列耀主持完成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华侨华人与百年中国文学的海外传播”（项目批准号为：12AZD087），最终成果为同名专著。课题组成员有：池雷鸣、彭贵昌、易淑琼、欧阳光明。

一  研究的目的和意义

当前的世界局势风云多变，一方面“全球化”深入推进，另一方面“逆全球化”甚嚣尘上，让砥砺前行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事业充满了世界性的挑战和机遇。在这样的形式下，中国坚持改革开放，积极拥抱全球化，不只走向世界，更要融入世界，而有效推行中华文化走出去战略、推动中国文学海外传播正是题中之义。就目前来看，中华文化走出去，中国文学海外传播虽然取得了可喜的成绩，但仍面临诸多战略困境。

该成果希冀在对此困境认知的基础上，开拓一个“华侨华人文学”的新视角或新途径，尝试积极讨论有关“百年中国文学”的某些观念，拓宽“百年中国文学”的版图，并由此展开，对“百年中国文学”海外传播课题的新关照、再认识。历史地看，百年中国文学的海外传播，或者说现代时期的“东学西渐”正始于旅居海外的中国人，或者说华侨华人。对如此的文学史认知，虽然已被严家炎等学者所关注与阐发，但就整体而言，其影响仍然微弱，其拓展依然逼仄，而这正是本课题聚焦之所在。在传播语境下阐述“本土”与“海外”之间的关联，以便建构一个世界性的“传播中国”；通过呈示华侨华人文学具体的作家作品、文学现象、文学场域等阐述及其在海外传播中的实际作用与效度，以探讨百年中国文学与华侨华人文学之间的历史性互动与对话，以及如何在“文化中国”中实现深层次的融汇与贯通。

该成果意义是更新观念、总结经验、打开新局。从百年中国文学史的书写路径可以看出，我们对“中国”内涵的理解是随着时代脉搏的跳动而演进的。在中华文化走出去的新时代语境下，“中国”要真正地实现由“本土”走向“世界”的延展，进而由民族性的“中国”向世界性的“中国”转化。在这种延展与转化中，首要的观念更新即在于重新厘定“华侨华人及其文学”与“中国及其文学”的关系，并在其中重新认识与界定“文化中国”“传播中国”“民族中国”“国家中国”等文化的、精神的、审美的、疆界的范畴及其相互间的关联。只有有关新时代中国的观念更新了，才有可能实现百年中国文学的“海外”延展与“传播”建构，而在这种不断的延展与建构中，华侨华人文学由于天然的处于“本土”与“海外”之中的“居间性”，与跨文化传播所要求的语言间性、文化间性等具有相似性与共通性，因此将为百年中国文学在海外传播中实现由“本土”向“海外”，或者说由“民族”向“世界”的转向提供历史的经验与教训。目前学界对传播困境的认识不能说不全面和深刻，但破局的对策与路径似乎理论性多于实践性，而一旦“华侨华人文学”在海外传播方面的成功得以揭示，那么它们将成为当下中国文学海外传播的历史之鉴，且蕴藏着开创新局的动力与希望。

二  成果的主要内容

我们认为：“百年中国文学”，理所当然指的是百年来包括大陆、台湾、香港、澳门在内的文学，也包括中国作家在海外侨居时期的文学。近年来，诸多文学研究者与文学史家，对此已经较为重视；不仅尽力将台湾、香港、澳门文学纳入百年中国文学史中，也注意到百年中国文学的海外资源。但是，仅此并不完全。其一，所谓百年中国文学的海外资源，是一个非常复杂与深厚的“富矿”，既有像鲁迅、郭沫若、朱自清等著名作家单纯的侨居型创作，更有像白先勇、张翎、严歌苓等作家侨居加定居型的创作。在侨居期间，他们持有中国的护照；他们的创作，理所当然的归属于中国文学；在定居之后，他们成为所在国的公民，他们的创作已经成为所在国的少数族裔文学。但是，文学创作，尤其是长篇小说的创作，很可能会跨越侨居与定居两个时期。更何况，作家身份的转变与创作心态的转变，并不可能同步。其二，所谓百年中国文学，并非只是百年的汉语文学，它不仅要包括中国各民族文学，也应该包括百年来中国人使用各种语言进行的文学创作，例如，英语、法语、日语等。这个问题，如果放在国内，也许并不突出。但是，从“华侨华人文学”的视角来看，则非常重要，非常突出。因为，并不仅仅只有林语堂用英文写作在西方引起轰动，陈季同、容闳、程抱一、熊式一、蒋彝、叶君健、黎锦扬、凌叔华等一大批华侨华人作家，在他们的侨居与定居期间，用所在国语言进行文学创作，均获得了成功、引起了轰动。其三，海外华裔作家是纯粹的定居型作家；他们土生土长于所在国，而中国也不再是故乡，仅是原乡；由于区域的差异，他们有些用所在国语言写作，有些坚持用华文创作，但不管语言为何，他们都不可能是严格意义上的中国作家；可是，语言和身份的改变不代表中华文化精神、中国文学资源不再是他们文化认同的源泉，相反他们根本无法断裂，只不过更加看重中国性与在地性之间的调适与融汇；因而他们可视为“文化中国”意义上的世界性的中国文学。这一现象，在近百年来，尤其新时期以来，越来越突出。如果，我们不关注这一现象，不能将这些海外中国人的海外创作成果，及时纳入中国文学版图，不仅仅是一种遗憾，也是中国文学宝库的一大损失。如果，我们能够从“华侨华人文学”这个视角或途径认识“百年中国文学”，深入挖掘中国文学海外资源这个非常复杂与深厚的“富矿”，并且，将中国人使用各种语言进行的文学创作，尤其是海外中国人使用所在国语言进行的文学创作，纳入百年中国文学，我们就会对百年中国文学的海外传播产生一些新的了解与视角。例如，百年中国文学的生产方式——在海外生产，传播方式——在海外发表或出版，传播效果——在所在国主流社会传播，并引起轰动等。或许可以说，因此，“百年中国文学”的海外传播，不仅是国内生产——先国内、后国外传播，也可以是国外生产——先国外、再国内传播。甚至，还从一个侧面丰富着我们的理论认知：中国文学走向世界的方式与特色是多样的，在这个过程中，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越是世界的，也应该越是民族的。

在已展开的尝试中，我们将“海外”这原本不可分割的空间技术性地分为“华侨华人社会”和“主流社会”两个互有区别又紧密统一的子空间。之所以如此人为性的切割，固然是为了研究便宜的需要，但在某种程度上也是“海外”的真实情形使然。之所以如此说，原因在于“华侨华人社会”与“主流社会”之间的关系因国别的不同而呈现出多样的面貌，实际上很多的时候，二者之间都存有历史的间隙。以传播为例，在“主流社会”的传播往往是跨文化、跨语际传播，而在“华侨华人社会”却存有语言内传播的可能性，特别是在东南亚地区。本课题选取马来西亚作为一个“华侨华人社会”语言内传播的代表。

由于历史的种种，马来西亚华人社会的生存空间，特别是文化空间处于被挤压的状态，但或许正是由于这种生存的挤压，马来西亚华人社会至少从教育、传媒、观念三个方面传承中国文学，进而守护作为少数族群的中华文化之根。在这个跨域的文学传承中，我们一方面可以认识到中国文学、中华文化的韧性，另一方面也可看到传播过程的文化适应性的问题，而这正是本课题关注之所在。传播是一种互动与对话的过程，尤其是在华侨华人社会传播时更要关切这一点，而非因为亲缘的关系，就可以忽视在地性的需求。可惜的是现有的大多海外传播方面的研究，最为关注的是“海外”中的“主流社会”，而往往对“华侨华人社会”视而不见。这种忽视，很大的可能在于很多人只看到“华侨华人社会”理所应当的属于中华文化圈，或者说中国文学、中华文化将因着语言的便利而自然地在华侨华人社会传播与接受，但这种“自然”是有着期限的，即便华文的保持可以跨越代际，但传播依然会遇到文化调适性的问题，因为在一个长时段时间里民族国家疆界将是跨文化交往中显性的重要的影响因素，而这个看不见的疆界线将消解文化的自然性、血缘性。

在“海外华文教材与百年中国文学的海外传播”“海外华文传媒与百年中国文学的海外传播”“文学论争与百年中国文学的海外传播”三章里，我们将展示文化的守固在边缘处境中的韧性与艰难，但也希冀能够揭示出海外华侨华人社会对中国文学、中华文化需求的主体性，尽管这个主体性很多时候是在与主流社会的斗争以及族群文化的延续中生成的，但也足以宣告他们之于文化调适的“拿来主义”姿态。海外华文教材的编纂，特别是之于中国现代文学作品的选取，既呈示了百年中国文学对海外华文教育、华人文化认同的巨大影响，同时也暴露出片面性的缺陷。华文教材对在地性的关注不足，导致中国性过于凸显，带来了在地性与中国性调适不当的问题，而这问题对反思中国文学、中华文化在华侨华人社会的传播具有较强的现实意义：只有在尊重在地性的前提与基础下，“传播”中国才有可能得以更好地建构。作为百年中国文学海外传播重要媒介的华文传媒，刊载哪些作家哪些作品，是一件有意味的事情。之所以积极刊载百年中国文学作品，一方面是编者与读者共同寻求华人共同体建构的需求，而另一方面则反映出编者对建构“文化中国”的希冀，但无论是共同的需求还是有意识的希冀，他们的刊载选取与接受可折射出原乡（本土）中国与在地（海外）中国之间的关联与差异。20世纪90年代那次喧哗一时的“文学论争”是颇为深厚的传播思想与观念之源。无论“反抗”也好，“断裂”也罢，其时都关乎文化传播与接受适应的问题，蕴藏着华侨华人社会在地性的强烈需求，这其实正是中国文学、中华文化全球性播撒所要遭遇的本土性与海外性调适问题。

作为“华侨华人社会”中的新子群，新移民群体与中国本土之间有着浓郁的成长式关联，但也因离散而具有了移植式的海外性。即便新移民群体的海外性缺乏华裔群体那种根植性，但随着日积月累的新居体验，他们在传播与接受的同时，依然开始对本土有了反哺。这在“新移民文学与百年中国文学的海外传播”中有着很好的呈示。新移民之于现代性的反哺，令“华侨华人社会”的主体性，特别是之于本土性的构建，有了更多的可能性，至少明确了“华侨华人社会”与中国本土之间存有对话的可能性，或者说二者之间存有文化内的他者情境。

同时，还应该认识到海外传播不仅是一种语言间的行为，同样也可能是一种语言内的行为。尽管由于在地性的因素，华文（中文）的全球播散将带来一定的语法、词汇、语义等差异，但与其他语种间的区别相比，仍然是语言内的分别，应当归属于同一种语言。这可以说是“文化中国”世界性存在的夯实基础。可是，由于国籍、代际、距离等客观因素的存在，全球化中的“中国”应当有民族国家的疆界考量，这也是“本土”与“海外”、“华侨”与“华人”之间的分野。这种地理版图疆界线的清晰勾勒，让百年中国文学语言内的海外传播成为可能。马来西亚华人社会通过华文教育、文学副刊、文学论争等构建了一个复杂的文学接受场域，而正是这种对百年中国文学主动的接受与抵抗，马来西亚华人维系了族群认同，以更好地应对国家认同。散居在欧美的用华文写作的新移民作家，在面向现代性的追寻中，既是百年中国文学的传播者，也是接受者，而在传播与接受的转换中，实现了自身对现代性的历史体认，同时又启示了中国文学现代性的未来建构。在海外传播中，语言不仅不应该是障碍，还应当被视为跨文化交往不可或缺的重要工具。中国文化海外传播、中华文化走出去，要用好同文同种的优势，在“华侨华人社会”传播好，更要积极地跨越语言的边界；在跨语际中既要扩展“华侨华人社会”的空间范畴，又要把优秀的中国文学、中华文化传播到海外的“主流社会”中去，以真正实现文化间的对话与互动。从现有的研究来看，目前着力点也在跨语际传播上，却又面临着诸多困境，虽然取得了一些成绩，但依然路途漫漫。对此，我们的关注点没有过多地停留在困境及其对策上，而是聚焦于有关海外传播的认知与观念上。正如民族国家疆界的难以消失那样，我们必须要承认一些跨文化交往的困境是客观存在，且将长期存在，与其在文化他者那里，步履蹒跚、愚公移山，甚至在文化逆差的抱怨中寸步难行，不如在“自我”这里发掘历史，更新观念，以另辟蹊径。

“华侨华人外语写作与百年中国文学新观念”是我们的一次尝试，希望通过陈季同、严家炎、陈思和、王德威等有关世界性“中国文学”的讨论，可以开阔目前之于“中国”的认知，特别是撬开语言之于“中国”的禁锢，以扩大“百年中国文学”的版图，重新审视与反思百年中国文学的海外资源，进而更好地总结中国文学海外传播的成功经验，推进中华文化走出去。“华侨华人英语文学与百年中国文学的海外传播”是在前述观念探讨的基础上，对熊式一的《王宝川》、蒋彝的《湖区画记》、叶君健的《山村》、黎锦扬的小说《花鼓歌》、黄哲伦的音乐剧《花鼓歌》等华侨华人作家及其英语作品在海外传播实践方面的一些解读，进而为当下的中国文学海外传播开创新局提供一些历史的启示与借鉴。

百年中国文学的海外传播是一个有机系统和复杂范畴，任何忽视和简化，都有可能在未来带来致命的创伤，尽管这需要在更长的时间段里来发现与反省。虽然百年中国文学依然在生成与发展中，但“东学西渐”的历史却早已开始，我们能否在“西学东渐”的刺激与激励下，实现“东学西渐”的历史转向，进而走入文化间交往的新时代，一方面取决于有关“海外”的认知，另一方面取决于在全球化视域下我们对“本土”的认知。唯有文化自觉，才可能实现文化自信，而唯有文化自信，才有可能在跨文化的对话与互动中，实现美美与共。

总之，在海外传播语境下，“百年中国文学”的内涵应该得以扩展：从地理区域上看，不仅仅是中国本土，即大陆台港澳的文学，还应该涵盖中国人（华侨）在世界各地的文学写作；从语言上看，不仅是汉语和少数民族语言的文学，还应涵盖中国人所使用的日语、英语、法语等其他国家的语言所进行的文学写作；从文化精神、民族情感上看，不仅是具有中国国籍的文学写作，还应该涵盖具有民族情感、认同并自觉传承、传播中华文化的海外华人作家的文学写作。

三  成果的主要价值

该成果的学术价值在于以新的视角对“百年中国文学”“海外传播”这一命题进行了一次新的尝试。它引入“华侨华人视角”，以“海外”而不是“本土”重新观照中国文学及其海外传播之间的关联性与可能性，并在此基础上对世界性的中国、文学中国、文化中国、传播中国等观念有了新的阐述。

由于“华侨华人”处于本土与海外之间，而这种空间位置的居间性，与中国文学海外传播所需要的翻译的中间性具有高度的契合，因此探讨华侨华人文学在百年中国文学传播与接受方面的经验与教训，对当下的中华文化走出去、中国文学海外传播走出困境具有一定的借鉴与启示意义。同时，有助于政府相关部门和社会理解与认识华侨华人在新时代的新角色、新定位，从而在世界性中国的构建中发挥华侨华人的积极性与参与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