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昌冬残奥会闭幕式北京文艺表演进行实地排练

南京大学但汉松主持完成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当代美国小说中的‘9·11’叙事研究”（项目批准号为：13CWW021），最终成果为同名专著。

一  研究的目的和意义

距离2025-08-04发生在纽约和华盛顿的恐怖袭击已经过去了20多年，一个重要的共识或许已经形成：生活在新世纪的任何一个人，无论国籍、肤色、信仰或阶级，都没有对全球恐怖主义置身事外的幸运或冷眼旁观的特权，这正是由我们所处的“全球命运共同体”所决定的。恐怖分子以恐怖的暴力劫持大众的关注和想象，不仅严重伤害了社会个体共存的基本原则，也与文学艺术构成了竞争关系。恐怖主义暴力背后隐藏的宗教激进主义或无政府主义逻辑（以及反恐暴力的敌友二元逻辑），构成了现代人文主义的天敌，而一般意义上的大众传媒因为受到资本的挟裹，无法真正清理这种暴力对于社会肌理的伤害。“后9·11”世界迫切地需要文学批评家展开行动，去对新世纪陆续产生的“9·11”文学作品展开系统的阐释和批评，并以此为契机去谋求更广阔光谱上的意义生产，让“9·11”文学研究不仅局限于曼哈顿“归零地”一时一地的灾难事件，而是在更为广阔的历史断裂线中寻找现代性和恐怖暴力的缘起与流变。

该成果将“9·11”和与之有关的文学作品/文学事件放在宽泛的历史语境下加以解读，从而希望获得更大的历史景深。一方面，发生于新世纪伊始的“9·11”恐怖袭击有着自己的独特性（譬如它具有真正意义上的全球景观性和媒介化），它不是任何战后地缘冲突的简单复制，而是构成了“当代历史的断裂点”；另一方面，围绕“9·11”的国家悲悼和媒体再现暴露了简单化的文化逻辑，具有不言而喻的短视性，体现了西方中心主义的自恋和全球帝国意识形态的褊狭。在美国及欧洲文学中，一些具有真正历史思维的小说家和批评家将“9·11”放到奥斯威辛、广岛、德累斯顿、俄克拉荷马等历史坐标构成的连续体中加以再现。本书所实践的批评方法，正是这样一种基于历史联结的文本话语和审美分析：既承认现代恐怖主义滥觞自法国大革命之后高歌猛进的时代性，也密切观照恐怖自古典时代开始对人类宗教、文化和心理意识的深远影响。在本书中，恐怖不仅仅是某些当代反全球化极端力量的暴力展演，而是自古以来就浸淫于人类文明的自我形塑及其不满中。本书的核心观点是：只有当我们以更复杂、更历史的思维来看待“恐怖”这种特殊的暴力形式，才能更准确、更深刻地把握现代性和全球资本主义带来的他者愤怒，从而进一步谋求更为和谐和可持续发展的人类命运共同体。

二  成果的主要创新

“9·11”文学研究在国内外属于比较前沿的跨学科课题，除了与当代小说叙事研究有着紧密关系之外，还广泛涉及美学、哲学、政治、人类学、媒介研究、心理学、脑科学等领域。本成果是目前国内第一部系统性地研究“9·11”文学的专著，不仅体现出了相当的广度和深度，而且在研究方法上也有着鲜明的特色和创新。具体来说，该成果的创新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贯穿全书的历史性思维。无论是“9·11”事件还是其文学再现，常常令人诟病的一点就是扁平化地看待恐怖袭击本身，认为一切都是凭空而至的无妄之灾，从而在自恋式创伤文化中沉溺于灾难的特殊性本身，忽略了在更为深远的历史语境下看待全球恐怖主义的兴起和未来。本成果力图返回历史的源头，不仅从艺术追寻的“崇高”与恐怖的复杂关系切入，还将现代性带来的文明及其不满者作为核心要素，划定了从法国大革命、19世纪资本主义全球化的前史，到无政府主义、奥斯威辛、广岛、德累斯顿和曼哈顿“归零地”之间的连续断裂带，从而将“9·11”事件代表的恐怖暴力及其思想逻辑历史化，以获得更大的景深。

（2）打破文学断代的文本解读。很多研究者将“9·11”作为一次特殊的当代全球性事件，也认为其后出现的“9·11”文学是当代文学的产物，是“时代写作”的范畴。然而，该成果恰恰要打破这种时间性的幻觉，将“9·11”不再视为一种历史线性时间的起止符，而是作为某个延亘于现代历史废墟的“鬼魂”。譬如，该成果开创性地提出“前‘9·11’小说”的概念，将梅尔维尔笔下“占领”华尔街的书记员和康拉德笔下试图炸毁“格林尼治天文台”的无政府主义者作为“9·11”恐怖分子的原型，从而不再以固有的文化偏见（如将“9·11”视为基督教文化和伊斯兰教文化的文明冲突）划定“我们”和“他者”，以透析出各种现代文明内部的恐怖主义文化。

（3）兼收并蓄的跨学科理论框架。“9·11”文学批评虽然是西方文学研究的热门话题，但却一直缺乏合理的理论整合，最突出的问题是往往未加批判地挪用其他理论资源（比如创伤理论或后殖民批评），却忽视了这些理论话语与“9·11”本身的语境缺位。该成果一方面努力打通不同学科的壁垒（如引入阿甘本、米勒等人对大屠杀见证的研究、阿萨德对自杀袭击的人类学研究和近年来关于创伤和共情的脑科学研究），另一方面从元批评的角度反思不同理论话语产生的语境和施用的限度。

三  成果的主要内容

该成果主体部分共分为7章，涵盖了“9·11”文学研究中的重要关键词（如创伤、他者、事件性、见证、共同体、暴力、共情和战争书写等），重点研读了从19世纪中期美国文学到21世纪美国当代文学中涉及恐怖主义和暴力主题的作品（如梅尔维尔、康拉德、德里罗、厄普代克、麦凯恩等），并用多元化的研究方法（参考了如卡鲁斯和卡普兰的创伤理论、拉卡普拉和安克斯密特的历史再现研究、列维纳斯和萨特的他者哲学、德里达的事件哲学、米勒的大屠杀文学研究、加缪和阿伦特等人的暴力批判等）体现了与国际学术前沿的接轨，改变了国内已有的“9·11”文学研究过于关注少数作品或研究方法单一的局限性。

“艺术与恐怖”要做的，就是这样的追本溯源，即在我们准备谈论“9·11”之前，需要先返回历史的源头，思考艺术与恐怖暧昧关系。从艾柯论丑的历史，再到伊格尔顿对“神圣暴力”的考证，一个需要被打破的历史幻象浮现了出来——恐怖和文明从来都是如影随形的，虽然后者常以自诩理性的价值观为借口，来妖魔化自身文明之外的他者，但文明得以确立秩序的过程中无处不见恐怖的鬼影。浪漫主义以降的现代艺术热切地期待能够用想象的暴力进行越界，从而反抗资本主义的同一逻辑以及挽救现代性中湮没的有机个体。艺术家和恐怖分子的共谋/竞争关系，构成了我们审视“9·11”文学的重要出发点。

“见证与共同体”则是另一种对“9·11”文学的历史语境化。这里，笔者之所以强调奥斯威辛到曼哈顿“归零地”的连续性，并非暗示两个事件具有无懈可击的可类比性，而是试图从大屠杀文学批评中嫁接可为“9·11”文学批评使用的理论资源。虽然阿多诺一再强调再现的绝境和“屠犹”对于西方文化合法性的瓦解，但正如希利斯·米勒所说，“毒气室”悖论所带来的不可再现性不应该成为阻挡见证的借口，对这些人为灾难进行“见证”不是在用审美符号复刻那些被纳粹化作青烟的极端情境，而是利用文学的施为性，在法律无法触及的灰色地带，言说在奥斯威辛集中营“人之为人”的困局和耻辱。“9·11”事件虽然在暴力的极端性无法和“屠犹”相提并论，但围绕燃烧的双子塔内那些绝望的受困者和坠落者，不可再现性、见证和共同体的问题同样至关重要。

“前9·11”小说研究了梅尔维尔《抄写员巴特尔比》和康拉德《间谍》，似乎仍然是在“朝后”看，然而这种批评策略与前两章一样，仍然是基于对狭义“9·11小说”概念的一种解域；或者说，“9·11”的前史对于理解这个当代事件至关重要，梅尔维尔笔下那个消极抵抗的抄写员早在基地组织之前就在曼哈顿发动了恐怖袭击，这种恐怖如德勒兹等人所言是语言内部生发出来的，但笔者更倾向于认为它本身蕴含着本雅明式“神圣暴力”的潜能。这篇19世纪中期的中篇小说极好地预示了资本主义的文化矛盾和极端他者性的颠覆可能。同样，康拉德的《间谍》从另一个方面揭开了资本主义的另一个敌人——无政府主义者——如何试图对公众的想象力进行破袭。被誉为“第一部9·11小说”的《间谍》还体现了反恐战争可能的内爆，这种危险源自恐怖分子对“行动宣传”的自我想象和资本主义国家机器内部秘密运作的反恐力量之间有着不可调和的裂隙，恐怖行动成为一种可以被任意赋值、调用、转化的文化能指，多方参与的“叙事集团”在合力中让暴力的意义变得更为含混。

从“9·11小说与创伤叙事”开始，本成果开始讨论传统意义上的“9·11”文学作品，所选文本也是当代美国文学中的经典——德里罗《坠落的人》、福厄《特别响，非常近》和麦凯恩《转吧，这伟大的世界》，等等。笔者试图在这一章激活国内学界对于“创伤叙事”的讨论，不仅限于揭示“9·11”恐怖袭击如何造成了所选文本中虚构人物的心理障碍和记忆缺陷，更是要关注“创伤”作为批评话语是如何在20世纪被建构和获得广泛流通的。卡鲁斯的创伤理论承袭了弗洛伊德、拉康、德曼等人，但其独创性在于对创伤声音的发掘，从而将创伤症候变成了一种朝向他者和他者发出的叙事。然而，卡鲁斯对于不可再现性、不可理解性的过度强调，让创伤叙事最终成为反对阐释的堡垒。如果不见甄别和反思地在“9·11”文学批评中继续沿用卡鲁斯的创伤模型，或许将进一步阻塞全球化时代“我们”与他者对话的通道。这里，笔者重点借鉴了卡普兰的创伤理论批判，从多元的、跨学科的创伤模型中入手，在极左和极右的创伤政治中寻找第三条道路，从而为“修通”（workingthrough）创伤寻找建设性的方案。

“极端他者和暴力”关注点从受害者转为施害方，探究极端他者的恐怖暴力到底如何影响了当下社会对于普通他者的认知。笔者重点评析了哈米德《拉合尔茶馆的陌生人》和厄普代克《恐怖分子》，这两个文本的共性在于居于中心位置的他者视角。“9·11”小说的反叙事倾向就在于此：打破西方中心主义再现对于穆斯林他者的刻板化，把他者问题放入当前复杂的多元文化中加以考量。无论是哈米德还是厄普代克，他们笔下的穆斯林他者更像是“9·11”之后创伤文化的产物，这些人物深受美国文化的浸淫，并非真正意义上的中东阿拉伯本地人士，或慕尼黑清真寺那些密谋袭美的圣战者，却因为矫枉过正的反恐而走向对于极端他者的认同。在这种他者视角的叙事中，我们得以窥见恐怖叙事中复杂的地缘矛盾和历史记忆，也进一步认清了在“后9·11”文化中西方全球化的深刻危机。通过对阿萨德、本雅明、阿伦特和加缪等人批评文本的解读，该成果让“9·11”文学的他者问题不仅仅停留在东方主义或西方主义的异质想象中，更试图为暴力批判本身找到一个切实的基础，这也是体现了中国学者独立的立场言说。

“他者伦理和共情”将焦点微调，从他者政治领域转移到他者伦理，并加入情感研究的维度，进一步丰富“9·11”文学研究的理论内涵。在本章中，笔者以文学文本和批评文本作为双轴同时展开，不仅涉及了萨特在存在主义中论说的“他者”，还把列维纳斯、德里达、米勒、哈贝马斯等人放入讨论场域，将“后9·11”的他者伦理变成了一种“众声喧哗”的复调效果。这些关于他者的伦理学思考并不是为处理“9·11”文学他者问题提供了现成的伦理解决方案，而是烛照了这个问题极端的复杂性和异质性。如果说他者伦理试图回答的是“我们”如何与“他们”相处，那么共情则在很多人看来是修复全球化恐怖主义造成的族群和文化撕裂的最佳解药。然而，该成果认为，“共情”在这里依然是一个问题，而非现成的答案。通过对麦克尤恩《星期六》和瓦尔德曼《屈服》等作品的分析，该成果试图传递一个看似悲观却更为审慎的观点：跳出主体性的藩篱去与他者“共感”或“共情”，固然是一种更为开明进步的做法，但情动本身是基于身体的物性，绕过了复杂的情感、记忆、认知等大脑过程。共情的限度在于它的选择性，共情式文学再现也只能基于作家本人的主观想象，即使能够摆脱文化帝国主义的嫌疑，也必须格外警惕这种共情的危险。该成果最后一章是“后9·11文学中的战争书写”。笔者将目光投向了伴随美国反恐战争而产生的新型战争小说，选择了首部荣获“美国国家图书奖”的伊拉克战争题材短篇小说集《重新派遣》。虽然美国文学中有着重要的战争文学传统，但该成果试图说明“9·11”及其反恐战争的特殊性赋予了这些新型战争小说某种独特性——这不仅体现在反恐话语本身具有极大地争议性，也因为战争形式的变化（譬如，美军都是自愿服役赴海外作战、与恐怖分子的不对称战争以及无人机战术的实战化，等等）而让我们得以重新思考战争中的创伤、忠诚和士兵责任等问题。